关于狗的三种权利及相应法律关系
徐爱国
后SARS时代，许多问题旧话重提，养狗风波也许是其中之一。当我们把养狗纳入到法律轨道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要考虑到涉及到狗的各方权利，概而言之，此类权利有三，一是养狗人的权利，二是反对养狗人的权利，三是狗的权利。前两者，我们说得多，后一种权利我们说得少。
一个传统自由主义者的口号是：只要我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，我就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利。因此，只要我有钱，只要我有闲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就有权利养狗。或者，养一只狗比养一个孩子要好，孩子要哭要闹，狗不哭不闹，我喜欢我就抱狗，不喜欢就把狗扔到地上，养个孩子就没有这样简单了。但是，自由主义有它的界限，狗吠产生了噪音，狗屎发出了臭味，狗急了还要跳墙，狗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生侵权行为。侵权行为的受害者或者潜在的受害者就有权利反对养狗，因为狗主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，侵犯了反对者的权利。于是，在没有国家权力介入之前，因狗而生的法律关系有二，一是私害，或者称相邻关系，二是动物致害的赔偿责任。
当狗的行为不仅仅是狗主人个人行为的时候起，当狗的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起，传统养狗和反对养狗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，特别是当SARS成为“恐惧”的代名词之后，各地的《养狗条例》浮出水面。关于狗的法律就开始从私法的领域进入到公法领域，行政法律事前规制优先于民法的事后补救。原来养狗者与反对养狗者的权利冲突没有消失，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产生了政府与养狗者的法律关系。如果政府真的是协调养狗者与反对养狗者的利益，如果政府真的是为了公共社会利益，政府的行为肯定是值得称赞的，反之，如果政府另有目的，比如放宽限制加大处罚力度以补贴政府家用，那么单行条例本身就动机不纯。
养狗人养狗的充分理由是要维护狗权，人有权利，狗同样有自己的权利，因为人与动物有着生物学上的生态平衡关系，不许养狗既违反人权，也违反狗权。西方有一种环境伦理学，其观点就是这样的。狗被人驯养之后，不再是野生的动物，不是野生动物就失去了自生的能力，人不去养它谁养它？但问题是，在决定养狗的时候，养狗人问过狗没有：你愿意让我来养吗？什么时候狗成了温驯的动物？无据可查，但在西方国家，狗肯定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属于温驯的动物。狗绝对是可以养的，狗肉绝对是不可以吃的。不过，在描述狗的习性方面，两个人的说法不得不正视，一个是先哲柏拉图，一个是英人柯南道尔。柏拉图说，一个国家的卫国者就像一只狗，对朋友友善对敌人凶残。看来古希腊的狗也有凶的时候。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所探的案中，凶猛高大的狗是可怕的杀人工具。奇怪的是，后来狗凶残的本性慢慢消失了，狗成了人类的朋友，成了温驯的动物。英国1906年的狗法和1928年的狗法，以及1971年的动物法都称狗为温驯的动物，虽然狗主人要承担近似严格的责任，但比起天性凶残的野生动物来说，狗主人的注意程度要低得多。西方的狗退化了，中国的狗也许正在退化之中，可以想象，当更多的狗成为人的宠物的时候，当人的行为改变了狗的习性的时候，狗不再是狗了，因为不会狂叫的狗能够算狗吗？我同情狗，我认为，把狗当宠物来养，是违反了狗权，而不是对狗的人文关怀。
最后的结论是，为了公共的利益，应该对养狗做出严格的限制和较高的门槛，因为其中的前提是：既然养狗人能够养得起狗，就应该承担起较高水平的养狗责任；如果养不起，那么就到动物园看看狗就可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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